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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吉伟德:质疑限购根在焦虑权利

A-A+2013年12月17日09:22中国宁波网-东南商报评论

  12月15日晚,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,宣布从2013年12月1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,并将自2014年3月1日起按车辆尾号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。对此次限购,天津给出的理由是控量、防堵、治霾。但对于此次突然在周末晚上宣布的限号措施,不同人群反应各异。

  (今日《东南商报》10版) 

  在几乎没有什么征兆的情况下,天津市政府实行了限购与限行的行政措施,“夜半鸡叫”式政策再度让外界感到无所适从。“何以没有缓冲期”、“如此重大的政策出台,要不要讲一点程序”的追问,使得天津“双限”成了舆论关注的热点。

  按理说,有北京、上海等地施“限”在前,天津出台的政策不具有“开创性”的意义,为什么还是会引发外界强烈质疑?背后还是出于对公共权利的焦虑。若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,在程序性上没有经受检验,那么再正当的理由都难以立足,最终也会成为对公众基本权利的漠视。

  不可否认,若是设立一定的缓冲期,势必会引发抢车热,在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的驱动下,缓冲期会成为汽车销售商的宣传者角色。但不能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,就漠视公共政策本身应具有的程序正当性,以至于在外界浑然不觉的情况下,采取“夜半鸡叫”法,让公众成为被任意摆布的对象。

  限购基于的控量、防堵、治霾,需要每个人的付出并共同担当,但公共责任之下同样有公共权利,比如最基本的知情权和发言权。设不设立缓冲期其实并不是问题的核心,关键在于,一项涉及到每个人出行和购买权利的公共政策,一项让权利受限的政策出台,是不是应当遵循基本的程序要求?比如召开通气会、意见会、听证会等等,让外界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,提出自己的见解,在可行性、必要性上建立更广泛的共识。

  更重要的是,必须通过程序正义告诉外界,在实施权利限制的政策之后,公共部门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措施,以便让这种限制措施更具有正当性,比如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的情况如何,比如外界最关注的公车如何管理,还比如何保证限购之后,摇号的公平性等等。这些权利的兜底保障措施,都属于整个政策体系的一部分,甚至是最为基础的部分,若其不能给出明确回答,那么轻易出台的政策,就难免有懒症之嫌。

  同时,从既有的情况来看,限购并非解决所诉求问题的最优出路。公共政策不能总扮演利己者,想当初为了发展汽车产业,又是出台优惠政策,又是大力倡导拉动内需;现在为了控量、防堵、治霾,又采取了未经程序性的“一刀切”做法,这不能不让人对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持以怀疑,更对自身权利的弱势而倍感焦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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