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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圣祥:下跪向富豪借钱治病的理智与情感

A-A+2014年7月5日06:15现代金报评论

  6月30日,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新希望大厦外,一名男子带着14个人集体下跪,手举标志牌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元治病,上面写着“借我一百万,我打工还你一辈子”的字样。该男子名叫莫向松,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2011级学生。去年11月,他被确诊患急性白血病。莫向松的行为在网上引发了争议,有人同情其遭遇并支持他的勇气,但也有不少人质疑其道德绑架。(7月3日《新京报》)

  2006年,一位叫刘福成的农民,为了给女儿看病,他向施正荣等当时国内6名富豪写信求助,请求他们伸出援助之手,救救自己的孩子;2007年,南京“捐款疯子”赵雪定捐款100万助学和“慈善狂人”邵建波捐款300万用于慈善事业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,两天内被300多人求助,有求助者甚至开口就要100万元……类似富豪被索捐的事件,这些年发生过很多起,新闻中的这位小伙子,用下跪的方式做这件事,更出位也更吸引眼球。

  正如大多数网友所认为的,这就是典型的道德绑架。被索捐的富豪将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:不救助,固然会被斥没有同情心,救助的话,又怕救了这一个涌入后来人——这个社会需要救助的可怜人实在太多了,“索捐就给”的头能开吗?左边是为富不仁,右边是慈善负债,谁都看得见,对被索捐的富人而言,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。

  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是:无论一个人多富有,无论一个人多贫穷,都不能构成富人必须慈善,而穷人必得慈善的理由。慈善只能是一种基于个人道德自由选择的“实然”行为,而不应该是被要挟的必须履行的“应然”责任。但是,我们又说“生命权高于一切”,网友的指责因此很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就像莫向松本人所言,“他们不是病人,没法理解我的心情,我现在就想努力让自己活下去。”

  是啊,一个病人穷尽一切办法想要活下去,有错吗?何况,他的“不择手段”并没有突破法律的底线,只是道德层面的瑕疵而已。相比之下,为救病妻刻假章骗取医院免费透析的男子,“恶”的程度无疑更大,为何反而能够赢得公众的理解和同情,被热捧为“真爷们儿”、“有情有义”呢?在拯救生命面前,骗费之“恶”既然可以被谅解,索捐之“恶”又何尝不是情有可原?

  下跪向富豪借钱治病,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缠中,真的很难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来。套用一个汽车广告的话语模式——理智说,索捐是道德绑架;情感说,这也是迫不得已。理智说,下跪求助丧失人格;情感说,为了活命这算什么?理智说,这样的行为必须抨击,否则更多人都学;情感说,抱着同情心,何必指责实在没办法的诉求?

  有网友告诉莫向松可以去一些慈善组织申请项目,还有人告诉他可以去找陈光标,这些路行不行得通暂且不得而知;但通常情况是,个人只能独自承受命运的不幸安排,顶多借助媒体力量过度开发民间道德或者盲目开发富人慈善。某种意义上,因病索捐的背后,反映的其实是制度性无援的困境——比如大病保障的欠缺,比如医疗救助的乏力。试想,如果莫向松也有大病保险,罹患白血病的他是否根本无需向富豪下跪求助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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