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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昌俊:未富先懒背后的机会焦虑

A-A+2014年9月12日09:35东南商报评论

  “富二代”不愿创业,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;“农二代”不会务农,到城里后又挑活;“拆二代”仗着房子不思进取……“未富先懒”,一个形象而无奈的说法,近几年频频被引用,以形容当下面临的一种社会现象。尽管大部分人并没有“先懒”,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,对这样的问题,需要从苗头防起。

  (9月11日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)

  如果从个体选择来看,“未富先懒”或许是一个伪命题:一来,每个人具体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,只要不违矩,便是个人自由;二来,由侧重于体力劳动的付出到智识的比拼,“勤”与“懒”的衡量标准也早已非泾渭分明;三来;开放时代,能够完全依赖个人的财务条件,选择各自的生活,正是社会多元化与自由度的重要标志。

  而公共语境下的“未富先懒”,显然更倾向于指整个社会层面的精神风貌,或说国民心态。那么,在社会层面又该如何理解“未富先懒”?2009年十月《新周刊》以此为主题的封面报道,或许展现了一种最初的问题意识,该报道的副标题“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”,为理解“未富先懒”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。

  正如报道所援引的学者所言,“未富先懒”问题首要的不是人们富不富,而要审视当下社会是否给个人奋斗设定的门槛越来越高,给个人奋斗的空间是否让人觉得有动力。以此对应,整个社会层面“未富先懒”心态的流露,其实与大背景下的社会制度诱导和资源分配格局密不可分。其中最关键一点即是机会公平的问题。譬如就社会成员的上行通道来看,近年来,包括诸多公务员招聘黑幕引发的公平焦虑、户籍制度衍生的权利差距、区域发展失衡引发的资源过度集中等都大大提高了阶层流动的成本,催生出一种社会性的挫败感,自然令相当一部分人只能被迫自外于时代的竞争横流,强化“平庸”心态。

  “先懒”,或许并非满足于“未富”,而是在社会资源的争取难度面前只能望而却步。当前在一些领域,权力直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能力较强,加深了社会资源公平流动的难度,无形中强化了“赢者通吃”的板结效应。在这样的资源分配格局下,社会活力被抑制,许多人“勤”的机会被压制。

  “先懒”,有时并非懒,而是怕。社会成员竞相迸发精神面貌的出现,还需要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撑腰,以免除人们奋斗的后顾之忧。譬如囿于城乡居民权利的差异,一些底层群体显然难以做到轻装上阵;再譬如,高房价成为压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肩头的大山,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,求“稳”的心态便会被强化。

  当“未富先懒”指向个体时,它或许是一种被夸大的事实。但在社会层面,它又确实指向社会活力不够的真切现实。归根结底,“人人出彩”的机会与权利还未能公平兑现,一些制度对于“人”的解放还不够,束缚着“理性经济人”的拳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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